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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可平: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

归档日期:06-15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知识编译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在争取了两三年后,这位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辞职请求,终于在今年10月得到中央批复。半个月后,他如愿回到未名湖畔,履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。

  通常情况下,舆论对于官员退休后兼职大学多有微辞,俞可平这样一个中管干部的辞官从学,却收获了如潮好评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、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说:“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,在为官的时候已经著作等身;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,在敏感地带游刃有余,新意频出又从不逾矩如今,他辞官归学,投身于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,以强烈的责任感,推动原创性思想的生产。”

  站在人生的转折点上,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要求,俞可平最终决定与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进行一次独家的深度对话:“我看得出你们为这个采访下了不少功夫,也愿意有问必答,就算是对自己过去20多年亦官亦学的经历做一个总结吧。”

  一直以来,俞可平身上最引人关注的,是他大胆而犀利的学术观点。他的成长经历和最鲜活的生活细节,却很少有人知晓。如今看来,恰恰是这些被忽略的部分,生动印证了时代的发展。或者说,他人生的每一步,几乎都踏准了中国政治现实发展的节奏。

  1959年7月,俞可平出生于浙江诸暨。他从小就希望了解这个世界,初中时甚至壮着胆子用农药喷雾器的钢管造“枪”,火药也是自制的。结果,一扣扳机,“枪”响了,“枪管”却炸裂了,差一点出人命。

  在做了两年多生产队干部后,恰逢国家恢复高考,俞可平考入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,就读政史专业,后来成为厦门大学哲学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。“我们这代人,受毛主席的影响特别深。毛主席喜欢读什么?喜欢读历史、哲学。”他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专业的原因。

  在厦大三年,因为看到政治对中国的决定性作用,俞可平的兴趣渐渐转向了中国政治。“当时的我,内心似乎涌动着一种莫名的责任感,觉得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点儿什么,”俞可平说,“所谓责任,无非两种。一种是知识的责任,就是通过研究,推动学术的进步;另一种,就是通过实践,推动社会进步。”他试图揭开现实政治的种种迷雾,但中国高校里的政治学系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,中国政治思想史、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,大都放在法律系里讲授。1962年,虽然北大等多所大学建立了政治系,但研究内容十分有限,并未形成完整的政治学学科。这样的学术现实,让俞可平的“雄心”暂时缺少现实的路径。

  幸而环境正悄悄改变。1979年3月,在一次讲话中提出:“政治学、法学、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,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,现在需要赶快补课。”随后,中国政治学进入全面恢复和重建时期,先是中国政治学会重建,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吉林大学等近20所高等院校也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。

  1984年,俞可平毕业,并留校任教。恰逢厦大筹建政法学院,他开始担任政治学理论的授课教师,并着手创办《政法译丛》杂志。顾名思义,这本杂志是要对国外政法学研究的前沿观点进行翻译、研究。“但我已经下定决心系统地研究政治学,厦大没法给我提供这样的平台。”

  也是在这一年,北京大学设立了全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,中国新时期政治学奠基人赵宝煦决定招收开门弟子。得知这个消息后,俞可平非常兴奋。他一边工作一边备考。好不容易考完了,却迟迟等不到录取的消息。事后才知道,赵宝煦当时正在苏联讲学,委托系里的一位老师帮忙录取。“或许是担心自己挑的人赵老师不满意,这位老师决定,保险起见,谁也不录取。”俞可平说。

  但坚毅绝对是俞可平身上最强大的基因之一。任何事情,但凡下决心要做,他就一定会尽己所能地去实现。第二年再考,他如愿走到了赵宝煦面前,和被推荐录取的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一起,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政治学博士生。

  入学一年后,俞可平放弃了当时非常难得的海外联合培养机会,试图说服导师同意自己转变研究方向——从国际政治转向中国政治,从政治理论转向政治现实。

  “中国政治这么敏感,干嘛要学这个?”面对赵宝煦的询问,俞可平给出了两个答案:“第一,在中国社会,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,不是经济;第二,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,作为政治学研究者,应该参与到改革当中去。”

  此后,俞可平一直专注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。这一过程中,他深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比较单一,主要是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,缺少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工具。在涉猎大量西方学术著作后,他发现国外的分析方法其实挺多,比如系统分析法、文化分析法、制度分析法等。他于是一边学、一边写,在读博期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《当代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》;而将这些新方法用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分析,则助他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《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》。

  博士毕业时,俞可平再次留校,但他已经结婚,无处安家。“北大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:教师必须已婚生子,或年满37周岁,才能在筒子楼分到一间房。我一个条件都不满足,当然不可能分到房子。”恰巧,当时中央编译局有意加强理论研究,向俞可平发出邀请,还拿出数套房子让他挑选。俞可平说,自己被这样的诚意打动,但住房绝不是他做出选择的唯一原因:“在北大3年,我越来越觉得校园氛围偏重学术,并非研究现实政治的理想平台。但我又不愿意毫无过渡地进入机关单位,那样就难有思想和人格的独立。相比之下,中央编译局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:它是中央直属机构,能接触到中国政治的最前沿;它又是以翻译研究为主的专业机构,聚集了很多优秀的学者。这样的研究环境,对我而言,至少和住房同等重要。”因此,留校不足一个月,他便请调中央编译局,但同时在北大继续教书。

  1990年,俞可平升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。很快,他以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突破了当时的讨论禁区。“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,而在一些国家,人们对人权一直缄口不语”文章中接连出现大胆观点,让不少人看得心惊肉跳。在那个视人权为禁区的年代,这篇文章在理论界引发了重大争议。

  “当时,我正在读马克思的经典作品,觉得很奇怪: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强调人权,为什么很多人反而说马克思主义不讲人权?作为一名政治学者,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正本清源。”俞可平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,“教育部的一位领导看过文章后找到我的分管领导说,俞可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,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权观,应该警惕这种新动向,这位编译局的老领导却坚定地认为,文章观点是立得住的,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做法大胆而有分寸。后来人权研究解禁,我也因为这篇文章参与了中央下达的相关人权课题研究。”

  此后,俞可平的言论一而再地被争议,又再而三地受到权威专家和权威部门的肯定,这让他在中国年轻政治学者中迅速脱颖而出。与之相伴的,是职称和职务的破格提拔。到1997年,他已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。

  “编译局作为中央直属部门,必须参与重大决策。要想做到这一点,是不是应该转变研究方向?比如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,或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,然后以研究结果为中央决策提供服务?”这样的念头一冒出来,俞可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。他带着副所长找到某中央决策部门,主动提出:“你们有什么重大的决策调研课题?如果需要,我们可以提供帮助。”对方先是吃了一惊,但很快便决定放手一试。

  与决策部门的第一次课题合作非常成功,中央编译局的团队一炮打响。那之后,俞可平和他的团队开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进行课题研究,如党内民主研究、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研究、全球治理研究、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,等等,这些课题多半来自中央核心决策机构。

  俞可平还着力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路径。他找到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,以各自单位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“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”,又接受了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委托,在浙江、江苏、广东、上海等地建立长期调研基地。

  “在编译局20多年,我一直以尘世的学问为主,说白了就是做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。这次回到北大,我会将更多精力转向纯粹的学术研究,也就是天国的学问。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,今后我将有更多的时间仰望星空。”俞可平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,“尘世的学问就像接力赛,需要团队的合作;天国的学问则好比登山,主要靠个人的努力,你能爬得多高,就能看得多远。”

  《环球人物》:您热衷于将西方学术思潮的研究成果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借鉴。在这个碰撞过程中,您发现了哪些问题?

  俞可平:首先,人类共有的一些价值,如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法治、善治等,被当成西方特有的元素遭到排斥。其实,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是很正常的,就好比一辆汽车,到了英国得右舵,到了中国得左舵,但无论右舵左舵,它终归还是汽车。不能因为西方先行一步,我们就不要民主、不要自由、不要法治了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教训深刻。

  其二,一些西方特有的价值,被当成人类普遍价值受到推崇。比如,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价值,但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和集体。举一个例子,西方写通讯地址从个人写起,由小到大排列,我们则正好相反,由大到小,最后才到个人。

  第三,在将中西方的某些价值、理念进行对照比较时,忽略了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,发生了历史性错位。福山最近在反思美国政治的衰败,认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太弱,必须强化。我同意这一观点,但不同意将它移植到中国。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力还太强大,社会力量还没发展起来,所以我同意习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。

  第四,任何理论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,才能开花结果。离开中国的现实土壤,再好的理论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。在这一点上,我要特别提醒:有一些出国留学后选择在国外生活的“海外学者”,虽然不乏指点国内改革的“热情”,但如果自以为比国内学者更了解国内的改革发展进程,想成为中国改革的“国师”,其“不着地”的观点最终将误导决策者。

  《环球人物》:您的许多观点,在提出时都很出格。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禁区走过来?

  俞可平:因为我特别希望能做一个思想者。思想者和学问家、理论家不同,学问家的研究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,理论家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,但更多的是在为现实做注解和辩护,思想者则倾向于分析现实、谋划未来。思想者具有卓越的预见性、强烈的批判性,能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,提出超前的判断,并透过其所处时代的本质,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,再带着未来的眼光观察现实。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的伟大,需要伟大的思想,更成就于伟大的思想。我希望能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进步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。

  俞可平:但我从未因为自己的言论承受什么压力。思想者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,我很幸运地遇上了改革开放,社会政治进步了,思想大大地解放了,学术环境也比过去更加宽松了。当然,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社会进步的方向。我的很多观点,比如人权、治理和善治、动态稳定、增量民主、协商民主、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、全球治理等,刚提出来时的确引发了不少争议,现在却已经广为人知。你可能今天没意识到、不赞同,明天没意识到、不赞同,但只要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,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同。

  《环球人物》:您的一些观点被政府决策采纳,有人因此给您贴上“文胆”“智囊”的标签。您对这两种身份怎么看?

  俞可平:我向来否认自己是什么“文胆”和“智囊”,也压根儿没想过要成为“文胆”和“智囊”。我认为,“文胆”是中国传统决策体系的产物,他们是皇帝的私人智囊,帮助皇帝出点子、做决策。现代政治应更多地依靠民主科学的决策咨询体系,像“文胆”这样的角色,不应当再出现于现代民主决策体制。

  《环球人物》:改革开放这些年,我国碰到了许多挑战。在您看来,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?

  俞可平:社会的不公是最大挑战之一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.47,超过了国际警戒线,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,达到0.61。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,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,比如,有钱人能享受高质量体检,穷人得了小病却不舍得去看,结果酿成大病;有钱人住的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,穷人的住宅区却小偷小摸不断我们做过不少调研,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、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,从某种程度上说,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。

  此外,我们虽在维护社会稳定、改善生态环境、加强法治建设、反腐败等领域做出了很大努力,但挑战依然巨大。

  《环球人物》:说到反腐,党中央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,查处了一批贪官,这是民主发展的必经阶段吗?该如何看待贪官频现给党的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?

  俞可平: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,恰恰相反,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。我常说,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,可能是鱼本身有病;如果死了一群鱼,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。同理,如果个别官员腐败,可能是官员本身的问题,如果大面积腐败,就一定是制度环境有问题。我们一直忌讳讲制度的问题,深怕失去制度自信。其实,这里的制度并非宏观制度框架,更多的是具体的权力产生和制约机制。

  查处这么多腐败官员,对党的声誉肯定会有负面影响。但不查处就不是负面影响的问题,而可能是亡党的问题了。而且,即使从党的影响和声誉来说,查处腐败官员也比放任腐败更能博得民众支持。严厉反腐恰恰是“重拾民心”的途径。当然,要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,还是要做到中央强调的“三不”,即让官员不敢腐败、不能腐败、不想腐败。作为一名政治学者,我特别看重如何让官员“不能”腐败,也就是构筑廉洁政治的制度屏障。这样,即便有些官员利令智昏、铤而走险,也有制度阻挡,使其贪欲难以付诸行动。

  《环球人物》:您一直倡导国家的民主自由,并将它视作我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价值。但有人担心民主化过程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威胁,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,要做好哪些事情,才能有效应对这种威胁?

  俞可平:第一,坚持走增量改革的道路,但在改革的各个关节点上,都必须有所突破,用突破性改革来防止突变,进而防止社会的大动荡。突破性改革难度很大,但必须去做。这次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就是一个突破性改革。继续坚持一胎政策,只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。

  第二,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时,仍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;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时,要善于“借桥过河”。其实,像生态恶化、贫富分化、社会动荡等问题,发达国家都有过惨痛教训,也有珍贵经验。我们批评他们,却并未吸取他们的教训,有些方面甚至更有过之。

  第三,我国幅员辽阔,各地差异很大,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,必须充分尊重这种差异,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自主性。改革创新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,若因为强调顶层设计而遏制地方自主创新,势必严重削弱地方的改革创新动力,最终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。

  一是善政。这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,古代称之为仁政,大体上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“good government(良好的政府)”。在全球化背景下,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,善政应具备八个要素:民主、责任、服务、质量、效益、专业、透明和廉洁。

  二是法治。中国古代,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,因此只有“刀治”(法制的制为立刀旁),“rule by law”,却没有“水治”(法治的治为水旁),“rule of law”。而现在,要让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。

  三是增量民主。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,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,只有这样,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。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,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,以实现选优;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;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。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,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。

  四是安全。我们现在讲中国梦,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。没有安全,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。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,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,包括温饱无忧、环境干净、食品安全、空气洁净等;还有秩序良好,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、被谋杀。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,免于恐惧和压制,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,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、整“黑材料”。

  俞可平:一是善治,它高于善政,除了政府好,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好。社会高度自治,政府就变得不那么重要,谁当领袖都无关大局。我们现在做不到,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。二是高度民主,直至实现“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”的“自由人的联合体”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,也是我的最大理想。

  几个小时下来,我们的话题从学术聊到现实,从政治聊到生活,聊得越多,就越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着实是个矛盾综合体:

  他记忆力超强,一本书读过一遍就能复述出大致内容,离开中央编译局前给老领导打电话告别,不用翻电话本,一个个电话号码就在脑海里;但生活中,这个“超强大脑”就失灵了,身为国航终身白金卡会员,每年进出首都机场几十次,却在某次接机时将女儿拉向了通州,而他们的家其实在昌平;

  他心细如发,在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时分管多个呈报中央决策层的内参,几乎没有出过大的差错;事关生活琐事,却变得大大咧咧,每次出差必会丢点儿什么,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,“买了那么多衬衫,怎么都没了”;

  他貌似无趣,给自己定下了“不参加应酬”“不上电视”等清规戒律,也从不唱卡拉OK;论兴趣爱好,却不比任何人少,爬山、打球、游泳、跑步、驾驶、射击,每天临睡还要看一部电影

  就是这样一个人,一面在兴趣的指引下感性地选择人生方向,一面用超级理性的大脑将每一步的起承转合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回首间,他心满意足:“从小到大,我的理想一个一个都实现了,很幸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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